1954 · 从中学转入大学

1954年，齐世荣结束在北京育英中学五年的政治与历史教学，转入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。中学课堂检验过他的史料意识：知识必须准确，也必须让年轻学生听得懂。

这段经历使他很早就意识到，教学不是研究成果的简单转述。教师必须重新组织材料，判断哪些背景不可省略，哪些结论必须把推理过程交代清楚。

后来他长期参与大学教材和中学历史教材建设，对“第一遍怎样讲给学生听”格外敏感，根源正在这段讲台经验。

1949年毕业后，齐世荣在北京市育英中学任政治教员，后兼任历史教员和教导主任。《光明日报》讣闻确认了这段任教经历；清华大学校史馆转载的专访又记载，他从工作之初便接任世界现代史课程，至2014年已持续六十年。两份材料共同限定了他由中学讲台进入大学世界史教学的时间线。

1949年大学毕业后，齐世荣先在北京育英中学任教，后来兼授历史并承担教务工作。中学阶段使他直接面对课程进度、学生理解和知识准确性之间的张力。1954年转入北京师范学院后，这种经验继续影响他对大学课程和教材表达的要求。

编者提示：课堂不是研究的末端，而是学问第一次面对公共检验的地方。

新系初建 · 白手起家

1954年，齐世荣调入刚刚建立的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。学校底子薄、资料少、教师队伍年轻，课程和教研组都要从头搭建。

世界现代史离现实政治很近，材料渠道又不稳定，一些年长教师不愿轻易承担。齐世荣因年轻接下课程，也由此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同一个新系的建设绑在一起。

对他而言，“开拓”不是抽象口号，而是译材料、列书目、编讲义、培养中学教师，再把每年积累的内容变成下一轮课程的基础。

1954年齐世荣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，开始高校教学生涯。讣闻把这一年同时列为他参与学校历史科、历史系建设的起点；专访则把同一时期与世界现代史授课和史料搜集联系起来。“调入”和“创建”仍应分别理解为个人任职与集体建系，不能合并成一项个人功绩。

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科和历史系的创建，是校方生平反复确认的工作。所谓“白手起家”并不只指开一门课，而包括教师队伍、课程次序、资料购置、教研组织和学生培养等条件。齐世荣后来担任系主任、研究所所长和院长，正说明建设贯穿多个层面。

编者提示：所谓白手起家，就是把缺少的每一块基础亲手补上。

1950年代 · 在既有体系中寻找空间

当时中国高校世界通史多参照苏联体系，以社会形态更替和革命运动组织叙事。这套框架在学科初创期提供了基本秩序，也留下了文明交往、国际体系和区域联系展开不足的问题。

齐世荣既承认前辈在有限条件下的奠基之功，也没有把既有结构当作不能调整的定论。他在备课和资料编译中逐步扩大观察范围，为后来强调横向联系留下接口。

这种态度成为他治学的重要底色：尊重历史条件，却不让历史条件替今天停止思考。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刊载的学科史文章指出，1953年中国仿照苏联做法，把世界现代史确定为高校基础课，此后中苏关系变化又推动相关历史问题被重新解释。这一材料说明的是全国学科环境，不是齐世荣个人课堂的逐年记录；本章据此交代课程框架的时代背景，不替他补写未见档案的教学细节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高校世界史课程借助苏联教材和译著迅速建立基本框架，这为教学提供了秩序，也限制了材料来源和问题设置。齐世荣后来回顾学科发展时，既承认初创条件，也主张扩大史料与国际研究的范围。这样的评价应放回不同时期理解。

编者提示：继承与推进并不冲突；真正的尊重包含继续判断。

1974 · “现代史究竟该怎么写”

1974年，齐世荣与刘家和共同参与中学教材编写。两人谈到世界现代史的困难：现实中的国家、人物和制度仍在变化，教材中的判断很容易被新的局势暴露出仓促。

齐世荣那句带着苦笑的追问——“现代史这些东西究竟该怎么写”——不是退缩，而是对教材责任的清醒认识。写给最多学生看的书，不能把尚未解决的问题伪装成整齐答案。

这段经历也解释了他后来为何反复修订教材：时代变化会带来新材料，但证据纪律和表述边界不能随时局摇摆。

1974年教材工作的现场对话来自刘家和的追思文章，而不是会议记录或齐世荣当年留下的书面陈述。刘家和回忆，两人谈到现代史判断容易随现实中的国家和人物变化而陷入尴尬，齐世荣因而追问“现代史这些东西究竟该怎么写”。页面保留“刘家和回忆”的归属，也不把这句话扩展成未经证实的完整教材理论。

刘家和对1974年教材工作的回忆，留下齐世荣追问“现代史这些东西究竟该怎么写”的现场。它不是一句脱离语境的名言，而是两位教师面对当代事件、政治变化与教材定稿之间矛盾时的真实犹疑。把疑问保留下来，比替他补一个整齐答案更接近史料。

编者提示：教材面对最多读者，因此更不能用结论遮住问题。

1978 · 学科重新启动

改革开放以后，长期受限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重新启动。海外书刊、研究动态和国际交流逐步恢复，旧讲义必须重写，课程结构也要重新讨论。

齐世荣一面恢复世界现代史课程，一面参与研究生培养和青年教师成长。他把新材料尽快带回课堂，也要求学生先补通史和语言基础，再进入专题。

恢复不是简单回到中断之前。它意味着重新决定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如何吸收外来成果、如何提出自己的问题、又如何建立长期可持续的训练制度。

清华校史馆转载的专访记载，齐世荣因现代史教师难找原始史料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搜集材料，至80—90年代出版《世界现代史资料》三卷和《世界当代史资料》三卷。他本人把这称作能够为现代史学科做的“一项打基础的工作”。这里可以确认的是资料搜集与出版的时间线；课程恢复和国际交流的更大背景，则由学科史材料另行说明。

1978年以后，海外书刊和国际学术信息逐步恢复，世界史课程需要重建。齐世荣参与研究生培养，也把外文阅读、通史基础和专题研究连接起来。这里的“恢复”不是简单重印旧讲义，而是重新吸收材料、调整课程，并为年轻教师和学生建立连续训练。

编者提示：恢复不是回到原点，而是重新决定学科怎样向前。

从课程到制度

北京师范学院世界史方向由通史课程和教研组起步，逐渐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、人才梯队和资料积累。齐世荣的研究、教学和行政工作始终交织在这一过程里。

他把“建设学科”理解得十分具体：书是否买得到，青年教师有没有时间写作，研究生能否接触原始材料，教材能否按学术标准出版。

这些看似琐碎的条件，决定一个学科能否从几位教师的个人努力，变成后来者可以继续工作的共同事业。

齐世荣历任讲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历史系主任、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北京师范学院院长，这些职务见于《光明日报》讣闻。把它们与六十年的授课、资料集和教材工程并读，能看见责任从课堂扩展到系所和学校；但职务本身不能替代制度建设的证据，页面只据已经确认的项目讨论其作用。

齐世荣的校内职务不能只写成履历表。历史系、历史研究所和学校行政之间的工作，涉及教学计划、出版条件、人才引进和研究方向。正式生平能够确认这些任职；它们的意义则在于说明，一位学者如何把个人研究转化为后来者可以使用的制度空间。校方讣闻还把他列为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科、历史系的创建者之一，这一表述应理解为集体建系过程中的持续参与，而不是把一个学科的建立归于个人。系科成立后仍要经历课程成形、师资成长和研究方向调整，所谓“开拓”因而是一段长期工作。衡量这段工作，既看他担任过什么职务，也看课程、资料和人才是否能在他离任后继续运转。

编者提示：学科不是一块牌子，而是一套让后来者能够工作的条件。